霍夫曼先生和他的中国合作伙伴想必十分郁闷。自从巨型橡皮鸭在香港亮相后，内地很快便有十几只“自产”的大黄鸭跟着下水。十一黄金周期间，终于有了一只获得版权许可的大黄鸭在北京颐和园展出，但游人首先看到的却是，无数的小贩抱着形态各异的毛绒玩具鸭追着兜售。就连创意界视为先锋的798艺术区里也有人凑起了热闹，从钥匙链到刷碗刷，各种名目的鸭子产品如雨后春笋。

　　看似简单的大黄鸭，堪称公共艺术领域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，它让我们看到了创意的魅力与价值。虽然“新版”巨型鸭及其衍生产品的制作、展出、销售方都极力辩称自己的设计与大黄鸭无关，但所有人都清楚，这些跟风而来的山寨鸭，无非是想在这场万众注目的视觉盛宴中分得一杯羹。

　　面对这种不加掩饰的照搬和模仿行为，霍夫曼先生曾多次公开表示“不排除采用法律手段”进行维权。但由于对中国法律环境陌生，担忧维权成本过高、赔偿额低且过程漫长，他迟迟没有采取行动。

　　如果霍夫曼先生看到《中国知识产权诉讼报告》的统计数据、并且受理法院可以选择的话，他或许会下定决心并在上海提起著作权诉讼。

　　作为中国的经济商业中心，上海知识产权发展迅速，诉讼体制健全透明。仅在2011年就审结著作权案件1565件，占新收知识产权案件的63%。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和高文律师事务所联合组成的《中国知识产权诉讼报告》课题组随机从上海抽取2010-2012年度300件著作权案件，原告胜诉比例高达95%，其中，又有242个案子的原告聘请了律师。这就意味着，如果霍夫曼先生聘请一名谙熟中国著作权法的律师，着重就作品权属及侵权行为进行取证，那么胜诉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。

　　当然败诉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。上海约有5%的著作权案件原告败诉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。就侵害作品复制权案例而言，霍夫曼先生和他的律师需要吸取他人教训，重点基于“外形设计图完全相同或实质相似”主张权利，避免关于设计理念以及结构原理的争论，因为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作品的“形式”，并不及于“思想”。

　　不过，打赢官司和拿到赔偿还是两码事。以上海过去三年中的300件著作权案例统计，原告要求的赔偿金额合计3400万余元，而法院判赔的总金额只有740万余元，平均每件案件判赔只有不到25万元，判赔比仅为22%。究其原因，在于各级法院指导思想上把利益平衡作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重点，统筹兼顾智力创造者、商业利用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。在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，定性上倾向于保护权利人，而判赔时则适当减轻侵权者的压力，以达到“均衡发展”，同时照顾到社会公众。

　　但判赔力度小，不仅导致著作权创造者和传播者举步维艰，还可能由于侵权成本过低引发侵权案件急剧上升。有鉴于此，社会各界关于充分发挥法律规制作用，引导建立著作权保护和运用良性秩序的呼声日盛。在大环境影响下，霍夫曼先生如果胜诉，拿到赔偿的希望将大大增加。

　　对历史资料进行归纳，分类筛选并浓缩出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，便可以得出多方面的分析结论，这便是数据库的主要功能。同样的方法研究知识产权司法状况，从庞大的数据采集样本中抽取某一个区域，便可获得小区域知识产权审判的规律或特点。相信这正是霍夫曼先生和他的小伙伴们欲“采用法律手段”解决问题时最想看到的。（知识产权报　作者　成诚）